2015/12/24 每日经济新闻 微信公众号“叶檀财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明显减税信号。2016年是中国减税大年，这是一件有益之事。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这片土壤上要发挥减税的作用，税则必须简洁而明确，信用不彰之地，程序越复杂，漏洞越多成本越高。

瑞银证券测算，明年政府减税规模约在7437亿元，其中营业税改增值税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元，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元，算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2016年合计减税规模约为7437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1%。这不是个小数字，减税起到刺激经济与消费的作用，才能对得起大动干戈的成本。

以往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承担的社会保险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建立基础社保买单。但高昂买单难以持续，并且使提高最低工资等举措，看上去更像是让企业与职工为社保黑洞买单的可疑之举。

在2014年年末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联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质询时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相关数据显示，在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后，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

财会专家马靖昊拆解工资社保构成，举证称，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险一金及其个税之后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为之加薪2000，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了10000元，正式晋身万元水平。不过，如上所述，在扣除了杂七杂八后，该雇员每月到手工资为7454.3元，较之此前的6053.9元增加了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这1400.4元，须增加的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2882元，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06倍。

如此之高的费率增加了企业成本、削减了企业福利。雇主与雇员宁可将现金握入手中，心照不宣地维持最低工资，甚至一些行业很少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笔者到街边的饮食店与洗车店随机调查，问起三险一金时，业主呵呵大笑，现在就已经艰难为生，签订劳动合同为洗车工们缴纳三险一金，干脆关门大吉。有的业主毫不隐讳地说，我们跟他们签订的不是用工合同，而是企业项目的转包契约，让他们自己为自己负责。

乍听之下，似乎无良业主一味盘剥工人，但这是非常浅陋的解读，企业的第一要义是生存，成本不会消失，只会转嫁，所以吃饭、洗车越来越贵，如果转嫁不了，只能关门大吉。按照目前的缴纳方式，多数中小企业难以维生，也就谈不上就业机会。降低社保相关费用是务实之举。

不会让缴纳者的老年生活质量更低劣，目前企业员工所缴纳的部分最终有多少会进入个人帐户，即使真实的进入个人帐户，还能够追得上货币贬值的步伐，得打个大大的问号。由于社保资源分配不公平，通常“吃公家饭”更高更有保障，而官员到了一定级别保障更是无所不包，相当于很多人在为这些高保障者支付成本。无怪乎，总是体制内的部门人呼吁提高最低工资，呼吁提高缴纳额，谁获益多谁喊声响。

真正最底层的打工者朋友受益极少，流动的制造业大军即使获得企业优厚的保障，在离开当地时也未必能够带得走，此前广东的农民工朋友在离开广东某个城市时，会排队拿走自己所缴纳的部分，虽然这样他们会“吃亏”。但现在体制逼迫他们作出貌似不理性的理性选择。

减税有必要简洁明朗，成本可控，不应该实现复杂的抵扣等办法，比如有人提出个人所得税家庭负担抵扣、房贷利息负担抵扣等，这除了为更多的人谋求税务部门的职位外，没有其他好处。谁来计算家庭负担，谁来核实，谁来审批，重重叠叠都是财政成本与信用成本。对我国的信用土壤必须有准确的估计，守住底线就行。

去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披露在2013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谈到，有一位副部级官员，村干部为了“讨好”他，一直给他父亲发放低保，强调低保金的发放要像划分土地那样，让老百姓监督。

减税与简单有底线的减税都是务实之举，是经济倒逼之举，复杂税制不适应初放的、信用不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