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得以发展与繁荣的微观基础

易宪容

一般来说，传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行为主体或经济人的假定，即人的理性行为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种理性行为又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理性行为常常具有某种规定性的形式，人们在既定情况下如何合乎理性的行动，即规定性动因；二是用理论模型来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可能性。无论是是一般均衡理论，还是行为经济学模型都是建立在这样假定基础上。但是这些理论分析都是建立传统人性认识的基础上，受制于制度约束、信息约束、认知约束。

在大数据时代，科技的创新与发明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改变人类社会，改变人类社会认知模式和人的行为方式，同时，这些科技创新与应用更是直接引起了人类本身的某些方面的变化，引发了人的性质的变化。比如网络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发达、智能手机的普及，从而使得人类个体获得的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前大数据时代，人类个体只能是被动地接受从电视、平面媒体由少数人选择好的信息，在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上前现代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甚至于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所以人的所谓的理性行为肯定是相当狭隘甚至于非理性的。但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不仅每一部智能手机都是收集、获得、发送信息的终端，而且人类个体并非仅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有选择性地和主动地接受、收集及发送信息。这自然让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的时空全面拓展，个体选择行为更加自由、更加主动、更具有市场力，当然可能更为理性。比如，金融科技的民主性、大众性及普惠性和中国农村的“淘宝村”的出现都就是经典的案例。可以说，这些是平台经济应运而生的微观基础。

还有，网络技术及大数据也促进了人工智能深入发展。人工智能不仅让人类的理性能力全面提升，用它能够替代人类处理许多人的智力难以完成的计算、学习、搜索、分析、处理、管理等方面方式的工作与任务，如金融市场的智能交易、网络平台的数据处理、机器设备的数据分析，甚至弈棋及艺术创造等，而且人工智能也正在相对和间接地改变了人的地位、人的认知方式和人的心理状态，体现了巨大潜能。比如AlphaGo Zero在掌握到围棋基本规则的条件下，通过智能学习现有的棋谱，最后成了赢得人类下棋的顶尖高手。该事件不仅意味着专业性技术工作、高智能的职位完成可能为人工智能所替代，而且也意味着人类的理性地位相对下降。还有，脑-机接口在内的人工装置也改变人的认知方式，改变了人的经验来源，即人的感觉和理性除了人的生物器官获得之外，也可以通过人工的装置来获得。

正是这意义说，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创新正在让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全面向广度及深度拓展，克服传统经济学的信息约束及认知约束。比如改变传统经济中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正在向人工智能的信息完全性挑战。比如，目前正在快速发展的智能金融（包括智能投资顾问，证券市场的高频交易、算法交易、程序交易、机器人交易等）就是希望智能机器能够通过大量学习已有的历史的和即时的经济数据、策略、研究报告等，成为脑容量巨大、计算能力超常的投资大师。对冲基金Aidya开发的自动交易机器人，就希望在没有人工指导或干预的情况下自行适应快速变化交易市场。除了价格数据和技术图形分析，该智能系统充分研究了现有数据，集合不同的语言的新闻报道、基本因素和经济数据，以及其他多个市场的价格和成交量，综合各种资料经过复杂验算，最后组合成模型，就个股在未来价格趋势进行预期与投资。也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数据收集、贮藏、分析、处理及应用，正在克服信用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障碍，让人的理性和认知拓展、延伸与深化，这不仅全面提升了人的理性能力，也改变了行为主体的认知与偏好，改变了人的理性行为的效用选择。平台经济之所以比传统经济有巨大的优势，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网络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把行为主体所面对的事件、对象及成因都转化为数字世界，并以此基础创造出新的交易工具及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非人为化或客观性、去中介性，趋向信息完全性及信息利用精准性等，完全以计算机程序替代人的行为选择，经济选择行为进入“算法时代”。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及所有企业平台，其交易活动之所以都能够瞬间优化地完成，都是利用平台的算法程式通过互联网得以完成的。而消费者之所以能够适时、适地、适合的方式完成各种交易都是通过不同的应用程式介面得以现实的。在这里，尽管这些计算机算法程式与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基本上分离，但这些算法程序同样是人的理性行为选择的延伸，是把人的理性行为用算法语言前置性预设，这同样已经改变了人的认知、偏好及效用选择。

比如，各种共享平台的出现，消费者对物品所有权的概念开始淡化，他们所消费的物品并不在于谁是所有者，而是在于谁在使用，如何使用。而这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及生活方式。这是平台经济的核心所在。所有的平台交易活动和互动行为都是计算机算法程式和成千上万的应用程式介面来完成的。所以，对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仅是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及理论模式分析，是不利于平台经济创新与繁荣的。

可见，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微观经济学的人性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本质上，全面拓展了人类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的时空，让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更加自由、更加主动、更具有市场力。它也正在克服传统经济学的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开始趋向信息完全性，并正在以计算机程序替代人的行为选择，经济行为的选择进入“算法时代”。所以，在平台经济的算法时代，要对整顿平台经济秩序，保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并对平台经济进行反垄断，传统的经济理论及法律法规不一定可适应新的行为选择方式，需要的是对这种算法时代新的经济方式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了解，这样才能够找到平台经济问题与弊端，找到真正化解的方式。